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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他是中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他是中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2018
05/02
17:37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自1848年在伦敦正式出版,170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种种社会思潮的动荡,经历过无数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对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

而这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又是怎么传播到中国的?又是谁第一个把它全文翻译成中文的?

视频《共产党宣言》的味道

视频总长4分50秒(视频来源于央视新闻)

陈望道,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的人。

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风起云涌。这时期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为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创造了社会条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文的涌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逐渐深化。此时,《共产党宣言》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的翻译,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因此,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出版,以适应时代的召唤。

当时,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也曾计划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极力支持,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知道邵力子推荐的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同时具备马克思主义常识,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也极表赞同。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起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年轻时的陈望道

1919年冬,陈望道回到故乡分水塘村,在偏僻的柴屋里冒着严寒集中精力翻译《共产党宣言》。到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此时,他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到沪任该刊编辑的电报。于是,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来到上海,将译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将文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不料,该刊因“言论问题”遭到查封。

当时陈独秀在沪正主编《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只有他一人独当编务,于是就请陈望道前来协助参与杂志的编辑,两人同住于环龙路。此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代表来华,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抵沪与陈独秀见面,共商建党之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深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相当缺乏,因此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经费印刷《共产党宣言》译稿。经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首印一千册。此书三十二开,封面以红色印刷书名与马克思肖像。这是我国的印刷品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肖像。此书一经发行,很快售罄。同年九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错印的书名,书封上的书名和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为蓝色。当时,为了能让读者买到《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9月30日巧妙地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编了一个通信形式的新书广告: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二、……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

《共产党宣言》在几个月里重印了十几次。《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沪诞生。 陈道望译本《共产党宣言》为竖排平装本,以五号铅字印刷,内文共五十六页,每页十一行,每行三十六字,每页标“共产党宣言”眉题,文中部分专用名词后注有英文供参照。封面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种”作者标注为“马格斯、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版权页的出版项标注是“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时间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又标“定价大洋一角”字样。本书尺寸高为一八一毫米,宽为一二二毫米。

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虽然在形式上只是一本普通的小册子,既没有精美的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指引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开创了中国社会的新天地。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西行漫记》,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31页)即其在1920年夏秋读到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其他一些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曾提到《共产党宣言》对自己的影响。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267期第8版,作者黄显功,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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